1967年，随着大规模运动的深入，部队开始介入地方事务，各省市纷纷成立了革委会。作为首都的北京，自然也不例外，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革委会。谢富治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，吴德、郑维山、傅崇碧则分别担任副主任。为了更高效地推进工作，谢富治提议让北京卫戍区第三政委兼任革委会秘书长，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傅崇碧的坚决拒绝。 北京卫戍区，作为军区的一部分，表面上隶属于北京军区，实际却由总参指挥，直接接受中央首长的指挥。1966年，卫戍区被重新编制，由正军级调整为正兵团级。为了应对这一变动，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被任命为卫戍区司令，谢富治则继续担任军区第一政委，并兼任卫戍区第一政委。与此同时，市委第一书记黄作珍担任第二政委，黄作珍的日常工作主要负责政治事务，前两位领导并未深入参与日常的具体事务。后来，卫戍区又增加了两位政委，总共五位，这些细节虽是题外话，但也表明了卫戍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地位。卫戍区不仅在军事上占据了重要角色，其配置的政委人数也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。
展开剩余30%黄作珍能担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，实际上是傅崇碧提名的免息配资开户，这也是傅崇碧有权进行决定的事务之一。黄作珍的任命并非偶然，傅崇碧作为卫戍区的领导，当然有权对领导班子的配置提出意见。然而，随着1971年北京市委恢复，黄作珍转任北京市委书记（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），这个变化也标志着军队干部逐步退出地方管理的舞台，回归了专职的军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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